我们观察到什么社会问题？
农村的中低收入人口不仅缺乏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更缺乏必要的金融机会，这也是构成脱贫困难的一大阻碍。这些金融机会缺失者往往掌握了一定的生产和经营技能，能够通过开展一些小型的事业，比如开饭馆、养殖、包工程等等。但是，他们获取金融产品的渠道有限，难度也大。他们不仅缺乏抵押物品或稳定的工作，更缺乏可被证实的信用记录，因此常常被排斥在正规的金融服务体系之外。这极大地遏制了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发展经济，获得更好的生活。
我们亟需一种突破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让这些有能力，有事业心，唯独缺了一点钱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好日子。
我们的解决方案
针对这类“金融机会缺失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就产生了一类解决方案——小额信贷，最典型的案例要数成立于1983年的格莱珉银行 (Grameen Bank)。格莱珉银行源于孟加拉的偏远乡村，是专门发放给贫困妇女的小额度的贷款，在当地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手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借鉴了这样的理念，开始在中国农村进行试点。
乐平早在1993年就开始关注这一具有社会意义的做法，并且从试验项目做起，逐渐孵化出了两所小额贷款公司：成都市大邑县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大邑小贷)、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永济小贷)。我们通过与当地的农村精英合作，一方面赋能于当地人，让他们拥有技术和知识，成为专业的小额信贷从业人员；另一方面，为那些金融机会缺失者提供小额度的、基于信用的贷款，用于开展自己的事业或争取更好的教育与医疗资源，使其有机会改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
赋能于当地人，让农村精英成为问题解决者
在大邑小贷和永济小贷两个项目成立之初，我们就决定与当地人合作，通过赋能于他们，来让他们身边的村民和亲朋好友拥有获得贷款、发展经济的机会。于是，我们先是寻找到一批农村精英成为合作伙伴，再通过提供资金、传授多年来积累的管理经验和社会资源来培育他们的能力，建设当地的专业小额信贷队伍。在本地人才发展相对成熟后，再正式成立公司，进军当地市场。比如，大邑小贷公司就是大邑兔王扶贫中心孵化出的产物，如今已依靠当地的力量，覆盖到了悦来镇、晋原镇、安仁镇三个中心地区和20个乡镇；而永济小额则是由北京富平学校和蒲州果品协会的协作下孵化产出，成立两年内就已经向1,600多户农户提供贷款。
通过培养当地人的方式来发展小贷事业，是这两家小贷公司最大的特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一旦当地人获得了从事小额信贷工作的经验与能力，最初的精英团队退出，本地的工作依然能够持续，真正做到授人以渔，让当地人获得一个长期的经济发展机会。
真正基于信用的“小”额“信”贷
两家小额信贷公司虽然略有差异，但其共同点也非常明显。首先，我们的贷款额度很小，最高不超过50,000元人民币。其次，我们的服务对象缺少传统意义上可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正是严格意义上小额信贷要精准定位的服务人群。
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真正基于“信用”而提供的贷款。具体的做法是，我们利用在当地建立的社区网络，从村委、亲友、公司上下游等渠道，收集贷款人在生产、生活上的碎片化信息。经过信贷员的比对、分析和评估，确定其真实性后，用作贷款的依据，从而让服务对象仅靠“信用”就能获得“资本”。此外，我们还向客户提供“信用”和“征信”相关的知识，培养农户的信用意识，并能妥善管理自己的信用。这些做法都与中国农村实际和文化特性相吻合，唤起了当地农民的金融信用意识，还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了小贷公司可持续运营的能力，实现可持续。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大邑小贷和永济小贷，已成为中国小额贷款领域为数不多的从非营利试点项目转型成为商业金融机构的公司。作为小额信贷理念在中国落地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我们坚持倾注耐心、提倡社会效益优先，并依靠当地力量发展当地市场。目前，我们已经发放了16,600笔贷款，有7,500余户农户从中受益，其中有60%的贷款用于支持那些金融机会缺失者进行创业，成就了4,000多家企业。
从小额信贷诞生的那天起，围绕其好与坏的争议就从未停歇，这一模式在实际运营中也存在诸多难点。面临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我们也在探索可持续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不断思考：如何能更好地促进贷款者有效利用资金？如何研发出一套系统的培训体系培育当地的信贷员？未来，小额信贷公司将持续挖掘让成本大幅度降低的方法，并在现有风控体系的基础上加速创新，力求一个健全、良好的风控系统，从而实现财务上的长期可持续。而要让小额信贷更长远地发挥作用，帮助当地的经济更上一层楼，就要进一步创新当地的人才培养服务，不仅授人以渔，更要建立本土的渔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