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李红的时候她正从村里老杨家的鸡场出来，临走前拿着手里的册子笑着不忘再三强调办理贷款的重要事项，说好几天后再来签单。谈起为什么从十年的民办教师一下子成为了富平永济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员，李红爽朗地说，从民办教师辞职后，她不想只做操持家务的主妇或田间种植的农民，恰巧富平永济小额贷款公司在招信贷员，她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了面试。这一试就是六年，自2010年9月进入公司，李红从试用工已经升职为了信贷主任助理。

与其分享自己的成功和收获，李红更愿意从六年前的不如意开始聊起。“我开始的时候以为信贷员就是和村里人聊天、搜集信息、放款、收款“，凭借自己三年三尺讲台的基本功，李红觉得自己会轻松胜任这份工作。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自信满满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李红在吃了一个个闭门羹后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开始张不开嘴，刚张开嘴就被同乡果断拒绝，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搞起了传销，成了个四处推销的骗子。”李红笑着说起这些很是释然，仿佛在说一件有趣的回忆，可当初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不顺，自卑的情绪一直在左右着她，做事开始缩手缩脚，会上不愿发言，面对前来申请贷款的客户甚至没有勇气去服务，就这样她一直处在自我批评的怪圈里，痛苦得难以自拔。 

领导找到李红的时候她正愁眉不展地请其他同事帮她解决棘手的工作，“我以为我要被开除了，”她认真地回忆起当时的状态，却没想到领导和她细致入微地谈起心来，现身说法分享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帮助李红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李红认识到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再也振作不起来。她要求自己从失败中找出根源、吸取教训，过往的不如意转化成了日后努力的加速器。

思想上的心结打开了，行动上又有了热情，李红开始勇敢直面工作中的失败，直面自身的不足之处，抓住公司每一次的内部员工培训、外出学习和拓宽视野的学习机会，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和同事交流请教，学习提升自我能力。

工作上的事情做到尽可能完美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对自我的要求。如果不想原地踏步，不想自己一直做低价值的事情，那就只有把每一件事情打磨到精细，这样的积累才有可能精进，才会有质的飞跃。李红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不仅仅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充实工作，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妻子和一位母亲，她成为了家庭经济支柱的一部分，更是将工作生活中的感悟言传身教地带给了儿子，成为了儿子眼中努力的榜样。有了家人的认可和支持，即使公司不久前经历一场严峻考验，即使这份工作对李红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挑战性，李红作为富平的一份子都与富平同舟共济。

“感谢富平给我和每一个员工的信任，为我们这种出身农村、不懂金融信贷的人提供了专业的知识和发展的机会。“李红越来越认识到，信贷员的工作不仅需要提升自我综合能力，最重要的是对一份工作的责任心，一种坚守信念、愿意担当的精神，努力做到这些，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够发挥自己不平凡的价值。             

在《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这本书中曾写道：我们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件，但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我们需要找到这件事情。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坚持自己已经选择的，烧不死的是凤凰，打不死的是小强。将自己谦称是小强的李红其实是涅槃的凤凰。毕竟作为普通人，我们能找到一份让自己成长很快、实现自我价值并为之奋斗的工作，是一件幸福而不平凡的事。

今天，当我们说起“微型金融”（Microfinance）时，通常会谈到“普惠金融”（Financial Inclusion）。而在上世纪末，当我们说起“微型金融”时，更多讲得是“小额信贷”（Microcredit）。如果“大规模地复制”意味着成功，那么在国际发展领域，几乎没有哪个发展项目能像小额信贷这样成功，覆盖着数以亿计的低收入人群。

现代经典的小额信贷模式——针对妇女、小组联保、按周还款，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孟加拉国。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讲述了它的发端：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青年，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赶回刚赢得独立战争的祖国——孟加拉国，并辗转到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尤努斯在一次调研中，遇到一位名叫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的妇女。苏菲亚靠编竹凳为生，但由于拿不出22美分的本钱，她只能向原材料供应商赊购竹子，再将编好的竹凳低价售给供应商，每天从中获得仅2美分的微薄收入，微薄到不足以让自己糊口，更别说她还有三个孩子。看起来，如果不能以合理的成本（利息）获得22美分的贷款，苏菲亚就无法从“贫困陷阱”中脱身。

于是，尤努斯发起试验，面向与苏菲亚有类似遭遇的妇女提供小额信贷，帮助她们通过创业（自雇就业）摆脱贫困。大约经过十年，该项试验证明：穷人不仅有能力自食其力、偿还贷款！而且，向穷人提供贷款的服务还能盈利！该项试验于1983年孵化出现已拥有数百万女性客户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并于1989年催生了旨在向全球推广扶贫经典小额信贷模式的“格莱珉信托”（Grameen Trust）。

当小额信贷能够同时实现（社会）“扶贫”和（财务）“盈利”的双重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得以证明后，玻利维亚的一家非营利组织（NGO）于1992年转制成为商业机构——团结银行（BancoSol），并由此地掀起了小额信贷商业化的浪潮。此后，越来越多的NGO小额信贷项目，转制成为受监管的金融机构，以便吸引商业投资，减少捐赠依赖，强化其财务可持续性。这为小额信贷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化注入了资本的活力，迎来了行业的高速增长期。然而，这也酝酿了新的风险：使命的偏移！

小额信贷在国际上的成功也引起了中国发展领域工作者的注意。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组织，将经典小额信贷模式引进到中国，作为农村扶贫与发展项目的部分内容。而北京富平学校等本土NGO也开始探索不同于经典小额信贷模式的创新试验——社区基金、针对家庭、整贷整还。

然而，瞄准低收入人群的小额信贷在中国的试验并不如在孟加拉国的成功。进入新（21）世纪，中国本土试验的小额信贷项目几乎都已到期，大部分难以为继，最终关闭。少部分勉强存续，注册成为“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由项目转型为机构。 不同于国际上十年前开始的商业化转制。中国本土小额信贷试验的此次转制，只解决生存（主体）问题，并不解决发展（融资）问题。

或许由于早期本土小额信贷试验的尴尬处境，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在小额信贷的社会和财务这双重目标之间重新做出权衡。新世纪之初，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选择用小额信贷瞄准中小企业、小微企业，而不再只是瞄准低收入人群。

国家开发银行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德国复兴银行（KfW）的支持下，于2005年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委托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PC）为12家城市商业银行提供咨询服务，旨在强化金融行业的组织和业务，让微小企业能够持久地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服务。此后，中国众多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开始将小微贷款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以中小企业、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作为新的服务对象，向他们提供笔均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的贷款。并产生出几个成功的范例。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工商总局等多部门协商，于2005年组织山西、四川、贵州、内蒙、陕西五省各选一县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在此基础上，银监会于2008年颁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推向全国范围，鼓励民间资本在县域投资设立“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此后短短六七年间，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接近万家，贷款余额约达两万亿元人民币。

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发展迅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2016）将“新技术·新战略”设定为主题，并提出：普惠金融已成国家战略，要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建立面向所有人的金融服务体系。而基于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是目前风险最可控的实现普惠金融的手段。在随后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G20）上，中国也提请审议《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将有关经验推向全球。

进入新世纪，国际小额信贷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商业化之后，已有部分机构开始以公开发行股票（IPO）的方式上市融资，为投资人赚取了高额的回报。例如：墨西哥康帕多银行（Compatamos Banco）于2007年上市融资4.67亿美元，印度SKS小额信贷公司（SKS Microfinance Ltd）于2010年上市融资3.54亿美元。而此时已年近七旬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创办格莱珉银行，致力于改善弱势人群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众多公开场合批评商业化小额信贷谋取高额利润的做法，说到：“小额信贷不是一桩关乎‘钱’的生意，而是一项关乎‘人’的事业！”

就在SKS小额信贷公司上市后两个月，印度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爆发了小额信贷危机。起初由于57位借款农户的自杀被认为和债务催收有关，政府临时出台了法律，限制收款行为，并拘捕了少数几位信贷员。后来随着媒体对该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的借款农户不再还款，采取观望，最终演变为大规模的贷款逾期。 此次危机不仅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巨大损失，并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舆论对小额信贷的质疑和批评，还催生出以避免过度负债为核心的SMART客户保护运动。小额信贷似乎在一夜之间，从帮助穷人脱贫的天使变成了沾满穷人鲜血的恶魔。

刊登在美国经济学杂志（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2015年1月刊的六项随机试验结果表明：小额信贷在收入增长、家庭消费、女性赋权、教育和卫生投入等多个指标上无显著的影响，但在鼓励创业（自雇就业）、耐用品投资方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国际上不少媒体将此理解为“无用的小额信贷”。但也正如孟加拉三大小额信贷机构之一，同时也是全球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所言：贫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仅靠单一的解决方案就得以消除。 小额信贷是在贫困这个复杂问题上的众多解决方案之一。只有它显然不够，但没有它或许也不行。

多年来，“小额信贷” 在大众的眼里已耳熟能详，很多人往往把它理解成为收取高额回报提供客户经济支持的商业性组织。然而，对于真正使用过小额信贷的农户而言，这些钱往往是饱含着公益使命的深情，成为农民理想生活的助推器，帮助农民自己突破生活的瓶颈，实现大大小小的梦想，走出农村现实的困境。

“钱没了可以挣，人没了可怎么办”

家住鹤鸣乡忠孝村的老杨是一位年龄半百却已头发半白的农民，提起六年前儿子结婚同年又添了一个孙子这件双喜临门的事情，老杨不由自主地笑出一脸纵横。

生活的艰辛老杨从没怕过，可得知孙子患有先天性癫痫让老杨一下子苍老了。家里人带着孙子到处求医，家里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但癫痫病却不能根治。一家五口日子要过，“钱没了可以挣，人没了可不行，”老杨抱着让人心疼的孙子这样想，却发愁“钱没了到底怎么挣”。看着自家猪圈里的两头猪，老杨突然想到可以在家里带孙子的空闲买些小猪来喂，增加收入。

富平小贷的业务员来介绍业务的时候，老杨正发愁眼前的猪都要被宰了卖，手上哪有多出来的钱。了解了小额贷款的业务后，老杨跟家人商量合计了几次，决定申请贷款用来养猪。他第一次申请了20000元买了15头小猪，几个月之后小猪喂大卖了，老杨一下子挣了几千元。之后老杨连续多次贷款，额度从20000元提高到35000元，孙子的病情稳定了，家里也慢慢缓过来了。

“每次遇到资金困难，我只需要擦擦‘神灯’”

相比老杨一家，生活对于姚梦忆而言要仁慈许多。姚梦忆有个幼师梦，虽然她来自山西省运城市永济芮城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和婆家文化程度不高，却对于她幼教专业的梦想提供了最大理解和支持。98年幼师大专毕业后的她分别在公立、私立不同性的质幼儿园就业。四年后，积累的大量的优势经验，姚梦忆辞职返乡，带着热爱和想要给村上的孩子更好的幼儿教育的梦想，开始了一条艰辛但不平凡的幼教创业之路。

回想一路走来的创业之路，“创业容易，守业难”是姚梦忆的幼儿园发展的真实写照。2002年她在杨马村的阳光幼儿园成功开设，可谁也没有想到，克服了平时各种难题的姚梦忆和她的阳光幼儿园，却因为2005年的一场大火被迫停业。可是梦想之路怎会被一场大火阻断，第二年，越挫越勇的姚梦忆在鲁家村重新开始了阳光幼儿园，从这里开始，姚梦忆的创业之路一走便是十几年，几经周折越发精彩，富平小额信贷也成为支持她十年幼教创业路上不可或缺的“力量“。自2009年姚梦忆第一次需要贷款购买幼儿户外设施起，姚梦忆四次向富平小贷公司贷款。“我觉得富平的小额信贷就像是阿拉丁神灯里的精灵，每次遇到资金困难，我只需要擦擦‘神灯’，富平的信贷员就能出面帮我解决资金周转的问题。”

如今承包下贝贝幼儿园的姚梦忆仍旧在实现梦想的路上继续前进，她不仅是自己一儿一女的妈妈，也是幼儿园每个小朋友的妈妈，公公婆婆也经常会去幼儿园帮忙，幼儿园成了另一个家，一个载有责任和梦想的家。

“作为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就想做些对大伙儿有用的事儿”

曹康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一种无法割舍的归属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回归农民本质”。2001年由于市场环境变化，退伍返乡的曹康没有合适的工作，只好下岗回家务农。在进修学校后勤管理工作之余，曹康发现村子旁的北郊学校不提供午餐，这些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孩子们平常都是爷爷奶奶接送上下学，回家吃午餐费时费力，离得远的学生更是和时间赛跑，常常吃不上午饭。曹康发现了留守儿童的问题并肩负起这份责任，跟学校沟通协商后，成功在北郊小学开起了学生“小食堂”。下午放学，爷爷奶奶没有来得及接的学生就在小食堂里做作业等着家人，小食堂很快成了安全周到的“托管所”，让留守儿童有一个安全的家。

九年过去了，托管所的留守儿童一点点长大，照顾孩子的爷爷奶奶却在慢慢变老。曹康在创业和社会责任感结合的路上迈出了又一步：永康老年公寓开张。然而创业路上曹康经历了场地搬迁、资金周转不灵等各种困难。公寓入住的老人越来越多，扩大运营规模就需要一大笔扩建资金。曹康找到永济富平小贷公司贷款，虽然一开始额度不大，但贷款及时又便捷，极大地帮助了他解决创业路上资金周转的问题。 

从创办留守儿童托管所到养老公寓，曹康都在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解决实际困难。永济富平小贷公司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系统，正在支持像他一样有想法、有能力，只是缺少那么一点点钱的人不断挖掘农村服务业的需求，帮助大家成为真正怀揣建设家乡情怀，更有实力践行的农民创业者。

公益性的小额信贷用有温度的资本，让梦想照进现实，温暖你和我。